“大醫”鄭樹和她的11765張隨訪卡

發布時間:2018-08-31 10:15:49 來源: 浙江在線

  浙江在線8月31日訊(浙江在線記者黃小星)記載1964年腫瘤病人信息的隨訪卡是發黃的、陳舊的,時光的氣息一下子撲面而來。

  當87歲的浙江大學腫瘤研究所教授鄭樹試圖打開時,捆扎著它們的發脆的橡皮筋悄無聲息地斷掉了。深深淺淺的筆跡記錄了一個病人從出院到生命終點的全過程。鄭樹一一查閱,看到“查無此人”“失訪”,她的心一下子揪起來,而當巴掌大的卡片上重新出現“生存”“健康”,她的眉頭又舒展開來。

  最近,鄭樹迎來兩件喜事:一是在浙江省舉辦的首個“中國醫師節”慶祝大會上,她榮膺“醫師終身榮譽獎”;二是一位在1985年接受直腸癌手術治療后失訪的病人,被重新納入隨訪體系,他今年91歲,仍然康健。這也牽出一段浙醫二院隨訪卡的往事,從1964年開始,11765張隨訪卡跨越半個多世紀。

  小小的卡片,是醫患關系的紐帶、是檢驗治療效果的試金石,也是腫瘤科學研究的基石。

  “醫之為道大矣,醫之為任重矣。”卡片背后,是一位87歲“大醫”一生未改的初心和擔當。

  帶著91歲父親的心愿來醫院

  最近,從建德來浙醫二院檢查身體的王建斌,也帶著自己91歲父親的一樁心愿。

  他的父親1985年9月因直腸癌入院,手術很成功,現在仍然能夠行動。起初幾年,他每年都能接到醫院的隨訪電話,后來因為他換號碼,和醫院失聯了。這次他來,特意找到科室,想讓醫院重新隨訪他父親。

  王建斌到科室里轉了幾圈,他很想再次感謝當年替他父親開刀的主治醫生,“當時手術做了9個小時,醫生下來累得不成樣子,”他專心尋找年紀大的面孔,但遺憾都不是記憶中的樣子。

  他找到鄭樹教授登記,眼見父親的隨訪卡上聯系方式更新,王建斌高高興興地走了。

  此后,他連續接到醫院的兩個隨訪電話:“你父親的身體好不好?排便好不好?”王建斌說,醫院的關懷,讓他感到很溫暖。

  隨訪的意義何在?

  鄭樹曾教過外科總論、局部解剖、腫瘤病理等臨床醫學課程。她熟知,腫瘤學教科書的最后一個章節,講的就是隨訪,隨訪是腫瘤治療全過程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。

  “惡性腫瘤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全身性疾病,手術并非一勞永逸。即使病灶被完全切除,依然存在局部復發和遠處轉移的可能,”鄭樹言簡意賅地介紹說,腫瘤患者治療后,進行定期復查和隨訪,可以做到早發現、早診斷、早治療。而隨訪的結果,可以掌握腫瘤的發展規律,用于篩選出更有效的治療方案,助力醫療健康事業的進步,“這就是我們跟蹤到底的一個原因。”

  病人開刀前后,她總要來醫院再看一眼

  每一天,當鄭樹一如往常地踏進浙醫二院的大門,她總會看到,門診大樓入口,是一幅醫學人文經典照片:廣濟醫院(浙醫二院前身)首任院長、英國醫學博士梅藤更和小患者互致鞠躬。一邊是西服、禮帽,一邊是馬褂、長辮,醫患之間的彼此尊重、和諧關愛,彌合了年齡、國界、文化的差別。

  上個世紀60年代初,從全國著名腫瘤病理學專家、上海醫學院附屬腫瘤醫院(上海市立鐳錠醫院)顧綏岳教授那里,鄭樹帶回第一張隨訪卡,一個曠日持久、與患者心心相系的隨訪體系因此萌芽。

  鄭樹記得,那時的隨訪卡,還是“洞卡”,病人的性別、年齡、發病部位、接受治療等信息用相應的位置打洞的形式記錄下來,分門別類。

  剛開始時,訪問出院病人需要寫信,鄭樹就一封封地寫,再附上付了郵資的信封,等待病人回信。

  后來,手寫信逐漸被油印取代。一位曾接受乳腺手術治療的病人向醫生傾訴,自己“頭偏疼、偏漲、心態不好、行走不太方便,”醫生在信上提醒,“你的固定電話一直無人接聽,”病人道歉說,“可能白天都在上班,不好意思麻煩你了。”

  鄭樹對病人的牽掛,從隨訪卡延續到生活點滴。

  一位退休的護士記得,鄭樹有個習慣:病人開刀前后,她不放心,術前術后,總要從家里跑來醫院,再去瞧一眼。

  這是潛移默化的傳承:鄭樹的老師、原浙大醫學院院長王季午查房時,對病人的情況查問得仔細,而且他總是站著,直到年邁時,別人才給他準備了一張藤椅。醫生站著查房,成為醫院里一條不成文的慣例,這體現的也是對患者的尊重與關愛。

  48年前,她把患者一把抱進手術室

  楊鳳英22歲時第一次遇見鄭樹。當時,她腹部右下方的瘤子,已經將腸胃頂到腹腔左上角去了,“打開肚子一看,里面一塌糊涂”,鄭樹說。她在楊鳳英身上,率先嘗試了先化療、將腫瘤縮小再開刀的療法。

  當年化療后“瘦得像床薄棉被”的年輕女孩楊鳳英,今年70歲了,皮膚白皙、笑容朗朗,看上去還比同齡人年輕些。她向記者回憶了當年溫暖她的一幕幕:那時醫院只有樓梯,她父親和鄭樹抬著擔架的兩只角,把她抬上樓,又是鄭樹一把把她抱起來,抱進三樓的手術室。

  48年來,鄭樹和楊鳳英成了好朋友。退休前,楊鳳英是服裝方面的質檢專家,鄭樹和朋友要出國,急著置辦服裝,來不及就找楊鳳英做。拿到好的布料,鄭樹總是對她說,“你再給自己做一身吧!”

  14年前,鄭樹在隨訪時發現,楊鳳英的腹部有個硬塊,楊鳳英隨后接受手術,“我總是習慣性叫她鄭醫師,不管她后來升到什么職位,鄭醫師對患者總是有求必應。”楊鳳英的眼角閃爍著淚光。

  (為保護患者隱私,王建斌為化名)

  大醫之路:用一生回答一個問題

  8月24日,記者見到鄭樹的時候,她正“咔咔”地點著鼠標,準備月底去北京講課的大會報告的幻燈片,她的身后,是金庸先生寫給她的一幅字,“鄭人高義,樹木樹人”。

  “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,幾十年下來已經習慣了。”鄭樹常年穿著平底鞋,她帶領記者下樓去見她兩位年輕的研究生,記者差一點跟不上她的腳步。

  其實,早在2002年,鄭樹71歲時,就正式退休了。那一天,沒有鮮花、沒有儀式,甚至和前一天并沒有任何不同,就像永遠纖塵不染的白大褂。

  鄭樹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作崗位,“醫院仍舊保持我的工作環境,我也有力氣繼續干下去。”她笑笑說。

  如今,每周一、三上午,是鄭樹固定出門診的日子,下午,還要診治上午留下來的病人;每周二是MDT(多學科診療模式),其他時間還要上課、帶研究生、做課題。

  20年隨訪,海寧大腸癌發病率降低31%

  鄭樹終其一生都在和大腸癌之謎作斗爭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,她率領團隊到海寧、嘉善地區開展大腸癌篩查。

  當時,海寧有56萬人,她們查了30歲以上的24萬多人,靠的就是指檢和一個15公分的直腸鏡。

  第一年,團隊篩出4000多例高危人群,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進展,論文發表在國內外知名期刊,榮譽紛至沓來。

  回到杭州,夜闌人靜,鄭樹卻想起下鄉時居住在破廟的夜晚:方圓幾里沒有人煙,有時早晨醒來,白茫茫一片,低頭看,棉被上也飄落了雪花。她陡然打了一個激靈,繼而想起那4000多個高危人群,心底一個聲音問:“難道我們把他們篩查出來,就不管了嗎?”

  年少時,鄭樹做小學校長的父親教育她,就是樸素的一句,“做人一定要負責任”。

  在鄭樹的牽頭下,海寧和嘉善的篩查,從此一年年地做下去了,隨訪也伴隨始終。嘉善縣自1987年起開展腫瘤登記報告工作,是國內最早開展腫瘤登記工作的登記點之一,由于資料保存完備、質量高,腫瘤登記數據連續4次被《五大洲癌癥發病率》收錄,是國內縣級腫瘤登記處唯一一個。而對海寧篩查出的高危人群,團隊進行了每2~3年隨訪復查長達20年,經統計明確,海寧大腸癌發病率降低了31%。

  一張張隨訪卡,積累出獨到的臨床經驗

  如今,仍帶領研究生做課題的鄭樹,還有兩個最想解開的謎底。一個,她想探究,為何有的腫瘤局部很小,但很兇險;還有一個,是腸癌為什么會轉移到肝臟去,“要預測,要干預,要阻斷,”鄭樹干脆地說。

  “腫瘤的合理、科學、規范化治療,要建立在很好的隨訪基礎上,鄭校長就是想建立這么一套體系,”在鄭樹的弟子、浙二大腸癌診治中心丁克峰教授看來,隨訪卡以小見大,體現的是“一個普通醫生、一個負責任的醫生和一個負責任的醫生科學家”的差別:“一個普通的醫生,毛病治好了,我就不管了;一個負責任的醫生,認認真真治,治好了病人感謝你;但鄭校長是負責任的醫生科學家,她強調規范化治療,但是在此基礎上,又特別強調個體化治療。我們總是講醫生的臨床經驗,有時臨床經驗就是一種感覺,鄭校長的感覺,就是從一張張隨訪卡片里積累起來的。”

  鄭樹聽著,搖搖頭,笑了,指著丁克峰說:“你講得太過頭了,”她又指指丁克峰,“當我研究不動時,希望你們能繼續下去。”

  30多年前的問題,鄭樹用了一生來回答

  1984年,當時任浙江醫科大學校長的鄭樹跨越半個地球,站在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、乳腺癌專家、提出輔助治療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(伯納德·費舍爾)面前,首先讓53歲的她震撼的,是Fisher先生建立的一套完整而龐大的隨訪體系:“當時,每年就有2000個乳腺癌病人的治療材料要進入Fisher先生的隨訪體系,制度非常完整。”

  當第一次在Fisher辦公室見面,Fisher上下打量這位中國客人,很干脆地問她為何要來這里。鄭樹被突如其來的提問打蒙了,她脫口而出兩個病例,一個是一位武漢病人,開刀18年后,“冬眠”的癌細胞蘇醒;還有一個是鄭樹的好朋友,她的乳腺腫瘤很小,鄭樹為她實行了擴大乳房根治術,結果還沒出院發現右下腹轉移結節,一個禮拜后骨轉移,一個多月就離世了,“這么小的腫瘤為何如此兇險,我想不通”,她告訴Fisher。

  為何要來這里?這個問題,鄭樹幾乎用了一生來回答。而她的個人命運,也無可避免地隨時代沉浮。

  鄭樹是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,經歷過動蕩歲月,參與撰寫中國最早的一套腫瘤學專著,擔任過浙江醫科大學校長,桃李滿天下。她一點點“討錢”建起西湖邊的浙江醫科大學3號教學樓。她訪學過美國、德國、日本、英國、瑞士,甚至還當過浙江女子籃球隊隊長,她相貌端莊,還參與過電影《女籃五號》試鏡。

  心態年輕,永遠對新技術充滿好奇

  像一棵樹歷經風雨后將年輪刻在內心,如今鄭樹也老了。71歲時,曾經的“一把刀”、能把手術剪刀當血管鉗使的她還在上手術。她記得,最后一臺手術,是一個上海來的盆腔腫瘤病人,當地的醫院說無法手術,鄭樹看了片子,覺得盆腔間還有空隙,能做!

  下了手術,鄭樹到處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鏡,其實,她上手術臺時根本沒戴。“原來我還能看清啊!”鄭樹自豪地想。

  而她一手創立管理的隨訪體系,還在不斷更新。張惠娟老師自2016年開始接過隨訪任務,平均每天要打30個以上的電話。像樓上的鄭樹教授一樣,她也喜歡聽到好消息,病人在電話那端一句“都蠻好的”,就能讓她喜笑顏開、頻頻點頭。也有時電話那頭,也許是個年輕人的聲音:“人都走了還有什么好問!”張惠娟嘆息一聲,并不把自己受到的冷遇放在心上。一個電話打不通,她做好記號,隔天再打。隨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而她做的就是最平凡也是最基礎的工作。

  除了“笨功夫”,隨訪還步入大數據精準醫療的新時代。浙二大腸癌診治中心丁克峰教授作為首席科學家,帶領團隊領銜國家級科研攻關項目——“結直腸癌專病隊列”。目前,隊列研究中的隨訪,將大數據技術、流行病學理論和遺傳學技術等高新技術匯集,成為了精準醫學時代的先鋒學科。這些技術的整合,將使隨訪的信息更加準確,分析更加客觀,得出的結論,將使結直腸癌預防和干預更加精準有效。

  “在校長的眼里,我們永遠都是孩子,其實校長的心態也還和孩子一樣,永遠對新技術、新事物充滿好奇,充滿求知欲。”丁克峰說,鄭樹校長依然是他們的“定海神針”,鄭樹言傳身教的醫術、醫德、醫道,足以令他終身受用。

  做完最后一臺手術的那天,鄭樹緩慢地脫下白大褂。一回頭,她恍惚看見第一次上手術的自己。那一年,她23歲,還是個實習醫生。那是一臺闌尾手術,她負責縫傷口。拆線的時候,她發現傷口不平,稍微有點高低。這個疙瘩,仍存在87歲的鄭樹的記憶里。

標簽:編輯:毛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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